七士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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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士之碑”位于日本熱海市伊豆山,下面埋葬著東條英機等7個甲級戰犯的骨灰,日本首相吉田茂題寫碑銘。1971年曾被炸毀,碑體上的裂痕清晰可見。由于擔心會被人拿走作爲象征物,美軍對這些人的屍骨嚴加,甚至傳說要抛撒到太平洋裏。眼看這7人的骨殖就要,甲級戰犯小矶國昭的律師三文字正平、橫濱市火葬場附近興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場場長飛田美有不甘,遂有深夜盜骨之舉。

1948年12月24日深夜,駐紮在日本橫濱的美軍正沈浸在聖誕前夜的歡樂之中,橫濱市內的久保山火葬場發生了一起偷竊案。三個黑衣人蹑手蹑腳地潛入火葬場,用事先准備好的工具,在殘灰坑裏掏了些東西後匆忙遁去。此前一天,依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東條英機(第40任首相)、板垣征四郎(原陸軍大臣、關東軍參謀長)、木村兵太郎(原緬甸方面軍司令官、陸軍次官)、土肥原賢二(原第12方面軍司令官)、武藤章(原第14方面軍參謀長)、松井石根(原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廣田弘毅(第32任首相)7人在東京巢鴨被執行絞刑。他們的屍體被運到橫濱久保山火葬場火化。由于擔心會被人拿走作爲象征物,美軍對這些人的屍骨嚴加,甚至傳說要抛撒到太平洋裏。眼看這7人的骨殖就要,甲級戰犯小矶國昭的律師三文字正平、橫濱市火葬場附近興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場場長飛田美有不甘,遂有深夜盜骨之舉。

11年後,1959年4月19日,在距離東京約100公裏的熱海市伊豆山,樹起了一座,名爲“七士之碑”。碑下埋葬的,就是當年那3個人偷盜出來的7個甲級戰犯的骨灰。當時骨灰偷出以後,無處保存。盜灰者和7個戰犯的家屬想起在伊豆山有一座立像,名“興亞”,是南京戰役總指揮、甲級戰犯松井石根從中國戰場歸來以後修建的。據說他因爲與軍部不和,占領南京不久,就被召回日本,後退出軍隊。1939年前後,他讓舊部從當時的激戰地南京大場鎮帶回戰場上的血土10壇,燒制成一座像,起名興亞。旁邊建廟,設祭奠在南京戰役的戰死者。而他本人就在這座像的附近置地建屋,谪居于此。廟的住持伊丹忍禮是松井的狂熱支持者。1949年5月3日,廣田弘毅的兒子、東條英機的妻子、武藤章的妻子和三文字正平等人來到伊豆山,謊稱是朋友的骨灰,請求伊丹暫時保存。伊知肚明,把骨灰藏在下的石縫裏。1951年9月8日,《條約》簽訂,1952年4月28日開始生效,美軍對日本的控制逐步放松,便有了這個“七士之碑”。

“七士之碑”旁邊,還有一座乙級、丙級戰犯的。在旁邊的堂裏,還特別爲當年東京審判時主張日本無罪的印度律師帕魯設置了牌位,以感謝他對日本的“”和“”。

1960年7月17日,三文字正平等人又把所盜的骨灰的一部分,送到了松井石根的故鄉愛知縣,在距離名古屋150公裏左右的幡豆町三根山,建起了“殉國七士墓”。碑上镌刻了如下文字:

由于美國使用,蘇聯撕毀互不條約以及物資的匮乏,日本最終戰敗。美中英蘇澳加法荷印比等十一國召開遠東國際審判,以事後法審判和表決的方式,于昭和二十三年二十三日夜執行了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東條英機、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七士的絞刑。三文字正平律師從橫濱市久保山火葬場取出他們的遺骨並安置在熱海市伊豆山。後承蒙幡豆町的厚意,把遺骨埋葬在三根山頂。並征得遺族同意,在清濑一郎、菅原裕兩位律師等同志支持和支援下建此墓碑。遙望大洋彼岸,探求太平洋戰爭的,爲實現永久和平而努力。

碑文把日本的戰敗歸結爲美國使用、蘇聯出兵以及所謂物資匮乏,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說成是“事後法判決”。碑文整體雖然沒有直接對戰爭本身做出評判,但字裏行間傳達出來的信息卻常明確的。表面上是要“探求”“”,但這個“”在樹碑者內心是很清楚的。且看旁邊的詩碑上的題詩:

這個詩碑像是爲“殉國七士墓”碑所作的注腳。詩作者大島浩,二戰期間的日本駐大使,爲推動日德意三國同盟四處活動,深得信任,戰後被定爲甲級戰犯,判處無期徒刑。他在詩中把關押戰犯的巢鴨描繪間,把7個戰犯捧爲“七星”,東京審判是“複仇”,還發誓要爲他們“雪冤”。

我們知道,包括中國在內,都有爲死者“樹碑立傳”的習俗,其目的是通過“石”這種能夠“”的可視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義符號化。刻在石頭上的文字既是對死者的彰顯,也表明樹碑者對相關人物和事件的評價與判斷。從這個意義來說,是一個價值的符號,也是一個不斷和創造記憶的設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特別強調了無名戰士和墓園對構築近代民族國家“想象空間”的意義。在另一本著作《語言與》中,安德森把看作是一種“表意設置”,用其“特定的形式”表達特定的內容。這裏所謂的“特定的形式”實質上就是一種“景觀”的創造。石碑或遺迹構成了一個特定的公共空間,通過“景觀”把“過去”化,進而塑造對事件人物的曆史記憶。

美國曆史學家勞文思指出,“記憶原本就不單純是過去的儲藏庫,而是按照現實的需要不斷修正的。換言之,重要的不是過去的事實到底如何,而是我們總是按照現實的想象力重鑄過去”。

如此看來,三文字正平等人冒死去盜取骨灰,並勒石樹碑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們明白,戰爭作爲“過去”已經結束,當人們戰爭記憶的時候,需要通過某種媒介來進行。而這種媒介所傳達的信息,會直接引導人們構築想象。他們盜出骨灰,並通過樹碑構築起一個“景觀”,表明了他們對事件的解釋和對人物的評價。

也正是這個原因,在對立的一方來看,這個碑則是一個必須抹消的存在。“七士之碑”建成11年後,1971年12月,日本赤軍“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派人在石碑下安置,一聲巨響,石碑化做三截。日本赤軍發表了如下聲明:

殉國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國主義吉田茂書寫碑銘,爲甲級戰犯招魂而建造的。這是個的肯定、美化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意識形態的産物。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新殖民侵略的象征。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赤軍由于采用劫機、暗殺、爆炸等恐怖的手法,被日本和國際社會所。但是它的立場,是徹底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主張日本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向戰爭國謝罪道歉的。他們的戰爭認識,代表了日本社會最左翼的一端。

石碑被炸,立碑者當然不肯就此認輸,他們不惜代價,從進口專用的粘合劑,把石碑粘合修複,重新立在原處。現在我們還可以清晰地看到碑體上的裂痕。筆者在實地探訪時,守碑護廟的女住持妙靜在介紹這段往事後,意味深長地說:他們是專業集團,精心策劃嚴密實施的爆破計劃,居然沒有把石碑炸碎,這難道不是天意嗎?

圍繞七士之碑的“戰爭”,極富象征意義。美國曆史地理學家福德在他的《刻在石碑上的美國:與的景觀》中指出,人類大體有“聖化、選擇、複舊、抹消”等方式來對待曆史遺迹,具體選擇何種方式,取決于這個社會對相關人物和事件的價值判斷。在經過上述4個方式處理過的景觀裏,“镌刻著個人、集團乃至社會整體如何解釋、認識過去的基本態度”。我們從“七士”的被“聖化”、被“抹消”又被“複舊”的曆史中,不難看出,日本社會對二次大戰認識的對立構圖。一端是塌地地戰爭,另一端則是徹底戰爭,承擔加害責任。日本著名的反戰活動家吉川勇一用“被撕裂的死者”來形容日本社會對戰死者的不同的態度,指出這兩端之間的距離可以說是“無限大”。在下一個石碑上,我們可以看到和“七士之碑”對峙的“無限大”的另一端,即日本戰爭記憶的另一段“景觀”。

在距離東京大約200公裏的埼玉縣的一塊私人墓地裏,靜靜地樹立著一塊墓碑,碑體呈長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譯如下:

在舊軍隊服役12年8個月,其中10年在中國作爲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准尉),在天津,,山西省臨汾、運城,舊滿洲東甯等憲兵隊勤務,參加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所作的行爲,表示深深歉意。

這塊碑的碑主叫大澤雄吉。通過碑文可知,他在中國東北、華北等地參加過侵略戰爭。但是,在中國作戰期間,他到底做了哪些讓他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沒有告訴任何人。戰後,大澤退伍回到故鄉以經商爲生。他女兒绫子回憶說,大澤常常吐露對天皇、對戰爭的厭惡,而且夜裏常常被噩夢驚醒。绫子多次追問他在中國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辭。绫子知道的惟一細節是,大澤所在的部隊曾經抓來一個中國少年做雜活,一天,這個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說是自己幹活時不小心誤傷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澤的看出破綻,命大澤殺掉這個少年。大澤了解到少年和母親相依爲命,母親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親必死無疑;如果逃走,被抓回來肯定會被。萬般無奈,少年才想出這個方法。大澤同情少年的,就去給他說情。但是,這個少年最終的命運如何,大澤還是沒有告訴女兒。

大澤臨終時,拿出一紙寫好的碑文交給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兒一定爲他樹立這個墓碑,向中國人民謝罪。绫子爲了解父親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四處尋訪他的戰友,但是,找到的人要麽說些當時的生活小事,要麽就說當時他們沒有直接參加戰鬥,沒有做什麽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就這樣,大澤的戰爭經曆始終是一個謎,而且謎底隨著他的死去而永遠被塵封在地下。但是,從大澤留下的這個碑,我們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這是一個作爲加害者的戰爭記憶的象征。

雖然有了遺囑,謝罪碑的建造並非一帆風順,大澤死後,绫子的哥哥繼承了家業,他反對建造謝罪碑。爲此,绫子向同樣收到父親遺囑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樣當過憲兵的伯父也說,樹了這樣的碑,會被鄉鄰誤以爲死者幹了多少天大的壞事,這種辱沒門風的事情不能幹。結果一直到大澤死後12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兒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繼承了家業,大澤的遺願才得以實現。

作爲和“七士之碑”完全對立的戰爭記憶的標志,“謝罪之碑”所代表的是作爲加害者的戰爭記憶。資訊熱點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就有很多日本老兵站出來,把自己的加害體驗變成曆史的“證言”。日本學者野田正彰曾經調查了“中歸連”的很多。這些在中國被俘虜的日本兵,在等地的戰俘營接受教育後,被遣回日本,組織了一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連”。他們通過、著述等活動,介紹自己在中國戰場的所作所爲,促使日本社會自己的戰爭責任,從加害者的角度認識戰爭。雖然他們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和嘲笑,但他們所代表的戰爭的記憶方式,還是慢慢在日本社會産生影響,大澤的孫子同意在自家的墓地樹立“謝罪碑”,就是一個。

1980年代,還發生了“偕行會”征文事件。偕行會是一個舊日本軍的聯誼組織。1982年,教科書問題引發了日本國內對南京大的劇烈爭論。偕行社在他們的會刊上發布征文啓事,向會員征集南京大的“反證材料”,希望能證明南京大是子虛烏有。從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開始連載《“南京戰史”的證言》。所發表的文章中,既有俘虜的記述,也有親眼目擊大量遭的屍體的證言。連載不但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反而爲南京大的存在提供了新的。1985年3月,《偕行》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南京戰史證言之總結》,承認事實的存在,並聲明,“作爲舊日本軍的一部分,我們不得不在此向中國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這次征文活動,本意是爲了自身的名譽和利益,結果卻事與願違,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而編輯部能夠在事實面前坦誠,說明日本社會反思戰爭的在不斷擴大。加害者記憶的構築開始韋德1946最新網站逐漸展開。

作爲戰爭記憶的,“七士之碑”和“謝罪碑”代表了兩個極點。但是,這兩個碑在日本都鮮爲人知,真正能代表大多數日本人戰爭記憶的象征物,則是遍布全國各地的“忠魂碑”、“慰靈碑”、“彰顯碑”。

每一個到過日本的人,只要稍加留心,都會發現並驚異日本的之多,多到隨處可見。根據日本曆史民俗博物館的調查,日本國內已經確認的總數有15343座。平均到全日本3300個村落級別的自治體的線座。這個數字還是不完全統計,前述“七士之碑”等就沒有被統計在內。據專家推測,如果全部統計在內,至少有3萬座。這些的建造是和日本的近現代戰爭緊密相關的。從1868年明治維新到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近100年的曆史中,日本曆經西南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盧溝橋事變、太平洋戰爭等,其戰死者達數十萬,遍布日本全國。與此相應,在日本全國各地都建造了大量的戰爭。以神奈川縣爲例,建碑的高峰有兩次,分別在1895-1896年、1905-1906年,即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爲了進行戰爭動員,需要在上賦予戰死者以神聖的地位。于是,由在鄉軍人會主導,爲戰死的軍人修建了大量。其中大多爲“忠魂碑”、“慰靈碑”等。這些在戰後有些被推倒,有些被轉移。

1950年代以後,隨著占領軍政策的緩和,各地又重建、新建了不少。其碑名除了“忠魂碑”、“慰靈碑”以外,還有諸如“和平祈念碑”、“××戰”等等。這類碑一般把死者的姓名、戰死地點、戰死時間等刻在。對戰爭本身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很多碑把明治維新以來的曆次戰爭中的戰死者按照時間順序並列在上邊,對這些性質各異的戰爭中的戰死者不加區別,一律以“忠魂”、“英靈”這樣的詞彙來形容。這些碑和“七士之碑”、“向中國人民謝罪碑”不同,他們基本上對戰爭本身不做評價,僅僅對戰死者表達。經過戰後的主義教育,大多數日本人已不能接受太平洋戰爭是自衛戰爭,是爲解放亞洲殖民地所進行的之戰這樣的觀點了。因此,像七士之碑那樣的戰爭表述,在這裏是看不到的。

但是,從個人感情來說,他們又無法接受把戰友、兄弟、兒女、父母當成侵略者的事實。這些碑往往把曆次戰爭的死者放在一起,賦予其時間上的連續性。雖然這些戰爭的性質不同,但都是爲了“祖國”,死者都是爲國家捐軀的。這些抽掉了和的“忠勇”和“愛國”,最終往往變成一個情感宣泄的符號。此外,這些碑往往建在神社、附近,曆史記憶往往伴隨著教情感同時被。思想史研究者孫歌曾經質疑,日本學界以學術研究的所謂的來抹殺對曆史“情感的正當性”。事實上,當很多日本學者在追究南京大的人數到底有沒有30萬,並對中國曆史教科書使用的相關照片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的時候,他們恰恰忽略了日本人自身的情感因素在曆史記憶中所占據的。

和這些“慰靈碑”共同構築了日本戰爭記憶主流的,是以廣島、長崎爆炸遺址爲代表的紀念物。這些紀念館展示了大量的照片、實物,向遊人展現造成的悲象。而相似的大量戰爭紀念館,如東京的昭和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等,展覽的基本上都是戰時日本人如何物質缺乏的痛苦,如何遭受美軍的轟炸,如何被蘇聯軍隊西伯利亞做苦力等。而分布在各個縣的戰爭紀念館,還大量征集戰爭體驗的記錄,其中絕大多數是敘述自己和家人在戰爭中遭受的的。這些敘述的大量出版,並通過各種紀念活動和報道,特別是每年在廣島、長崎舉行的終戰紀念儀式,不斷重複生産著日本是者的戰爭記憶。

如果把“七士之碑”和“謝罪碑”當作兩個對立的極點來看,占據了絕大多數的“忠魂碑”和“戰爭紀念館”可以說介于兩者之間。它代表了大多數日本人的戰爭認識。其特點是暧昧模糊的事實認知、夾雜著教情緒的個人情感、不斷被強化的意識以及隨著局勢左右搖擺的不穩定性。

在日本衆多的紀念館中,也有少數加入了“加害”的內容。大阪的和平紀念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介紹文字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人們,還有處在殖民下的朝鮮、的人民,遭受了巨大,對此,我們將銘刻在心。”在館內的展示中,專門設置了“南京大”的展台,通過圖片介紹南京的狀況。大阪和平中心因此遭到了右翼的瘋狂。他們成立“戰爭資料偏向展示糾正會”。另外利用大阪和平中心的公共設施的性質,故意在館內申請舉辦諸如否定南京大的等活動。紀念館也成爲戰爭記憶的攻防戰場。

把“”的範圍擴展到交戰雙方,則是構築共同的戰爭記憶的一個努力。沖繩的“平和之礎”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是爲了紀念沖繩戰役結束50周年,于1995年6月在沖繩縣和平祈念公園內建設的。在這個紀念設施裏,不分國籍、軍人平民,在沖繩戰役中死亡的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刻在“禦影石”上。現有日本人22萬多人、美國人1.4萬多人、韓國人263人、英國人82人、朝鮮人82人、28人,共計23.8萬人的名字刻在。2000年的沖繩峰會,美國總統克林頓曾前往獻花。這裏成爲交戰雙方共同回顧曆史、悼念戰爭死者的一個共同的“記憶之場”。

戰爭作爲“刻在石上的戰爭”,向我們展示了日本社會記錄、記憶戰爭的基本格局。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圍繞戰爭的記錄與記憶,日本社會是被撕裂的。由于日本國內尚且無法統一自身的曆史認識,因此當面對中國以及亞洲國的時候,日本發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我們過去往往把解決曆史分歧的希望寄托在對史實的挖掘上,但是,戰後60年來,中日雙方的分歧,並沒有隨著曆史研究的進展而縮小,相反,近年來,圍繞戰爭的性題,雙方的論爭反而日趨激烈。究其原因,恐怕是對戰爭的記憶方式的不同,導致了對史實的基本態度的差異。因此,如何超越自身的戰爭體驗,構築共通的戰爭記憶,是解決中日兩國曆史分歧的重要課題。(作者爲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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